博学多能 广结善缘——怀念赵朴初

  俞朝卿

  赵朴老(1907、11-2000、5)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这六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继续突飞猛进,宗教的社会活动和佛教事业,亦相应地欣欣向荣。赵朴老生前在国内外均有多种美誉。日本佛界称他为“佛爷”,国内文化学术界名其为“词仙书圣”,政界认他为“和平使者”、“民间外交家”,老百姓叫他“活菩萨”。中国人都认其佛学造诣极深而亲切地尊呼他“赵朴老”、“朴老”。毛泽东、周恩来赞誉赵朴老“懂得辩证法”,“是国宝”。总之,他是一位名闻中外,作出卓越贡献的大文化人。在笔者看来,他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宗教领袖和佛教事业实践家,又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和韵文作家,更是自成一体的一代书法大家。他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又善于运用在当代国际、国内的各项活动和工作中。他是信仰佛教的人,修持念经一生,又精进写作一生。他人格高尚,一身正气,心志高洁,两袖清风。在他辞世前住院的1996年10月就预先立下了遗嘱云:“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

  由此可见赵朴老的精神境界!朴老虽然已走了6年,他的遗容却不时在人们心目中浮现;他的遗著、遗迹,更无时无刻不在教育人、引导人。朴老无论哪一方面都值得我们后辈体悟、学习。以下试从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宗教领袖和佛教事业实践家;别具特色的诗人和韵文作家;自成一体的书法大家等四方面逐一谈点初浅认识和体悟。

  一、有宗教信仰的社会活动家

  赵朴老是一位集科学信仰与宗教信仰于一身的当代中国少见的文化巨子。所谓科学信仰,就是以确认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为思想、行动的根本指导和保证;而宗教信仰则是以宗教(佛教)为纽带,联系社会各界,广交四海朋友,服务中华民族。用佛教语言说,就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赵朴老大致就是这样的人。

  作为有宗教信仰的著名社会活动家,赵朴老的社会活动,总是与邓小平所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时代主题相呼应、相协调。就是说依他所在或所主持、领导的政协和其他有关组织为阵地或途径,以广交朋友促进友谊和合作为特征,以维护和保卫和平、造福社会、促进发展和进步为核心和宗旨。其活动范围,不仅普遍国内各界,尤其广及国际间,特别是亚洲诸国和平社团和佛教界。

  首先,积极参政、议政。作为政协副主席和所属民族宗教委员主任,他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制定、完善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法规,深入第一线和基层单位,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和僧俗意见,结合内外形势,经过深思熟虑,写出有关报告和意见。由于朴老总能从大局利益出发,建议等又切合实际,因此常能得到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和采纳,并多次得到中央有关领导人的赞赏。总之,他对这方面的国事政治活动,总是放在首位,以致夙夜在殚精竭虑。遂后,又结合形势发展和各地实际情况,努力推动各地贯彻落实(后文说)。由于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早年创始人之一,又长期担任民进中央和政协的领导职务,又独特地与中共中央几代主要领导人都“有着亲密的友谊”,因而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德高望重的卓越领导人”。他在中国民主促进会内外、在政协内外均有崇高威望!

  第二,致力和平团结,捍卫民族尊严。朴老生前积极推动中国宗教界建立和平委员会。并充分发挥其组织作用,上世纪90年代初,朴老组团代表中国宗教界参加了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简称“世宗和”),回国后,与另一名也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代表团重要成员、著名的中国基督教协会名誉会长丁光训一起,共同发起组建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简称“中宗和”),并于1994年7月2日在北京成立。这一社会组织已成立10多年,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赵朴老生前是“中宗和”的主席。他通过这一组织的活动,加强了中国宗教界的团结和自信,密切了五大爱国宗教(佛、道、天、基、伊)间的协调、合作关系,并提高了中国宗教界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正如现任“中宗和”主席丁光训所说“就在那个会上(按:即上述“世宗和”第一次大会),主持人专门举行了欢迎赵朴老和中国代表团的仪式,说‘有了中国代表参加,我们的大会才真正成为了‘世宗和’,否则最多只是一个国际会议’。这话很足以鼓舞我们中国人。我们在场的中国代表都很高兴、很自豪,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也就是说,咱们中国宗教界有祖国在作后盾,在世界宗教界是有地位的,赵朴老相当于主席团成员的地位,我相当于常务委员的地位”。实际上,这不仅是整个中国宗教界的国际地位,也是整个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一种反映。通过这类组织的活动,在国际范围内广交朋友,促进友谊和团结,以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捍卫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树立庄严的国际形象,反对种种国际反华势力和台独势力等,也能发挥相当的作用。这方面在朴老来说,是机智勇敢和富于斗争经验的。“1961年3月,他赴印度新德里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此会前应邀参加泰戈尔诞辰百周年纪念大会,会前本已准备好了一篇讲话。不料会议中间,组织者有人发动突然袭击,肆意反华。朴老当仁不让,临阵应战,他以维护民族尊严、国家主权为中心,以“如果泰戈尔还在”为基调,严词反击和驳斥了某些反华者。在会上,赵朴初同志维护国家尊严的举动赢得场内一片掌声和各代表团的热烈祝贺”。会后,朴老根据当时讲话,写成了有55行的新体长诗,即命题为《如果泰戈尔还在——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纪事》。长诗镇静机智地“摆事实,讲道理”,兹略引诗中揭露反华者之诗句:

  ……

  哪里是纪念诗人?

  哪里是团结‘葩意’(兄弟印地语)?

  分明是利用名义——

  泰戈尔的名字啊。

  来破坏中印友谊。

  如果泰戈尔还在,

  将感到置身无地。

  ……

  由此可见朴老的勇敢和机智,似可说这是一场预演的国际性“智斗”。为此,当时兼外长的陈毅副总理曾给予了高度评价。

  运用“中宗和”这类组织和“平台”,与世界宗教界广交朋友,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亚洲各国、亚洲宗教者和平会议(简称“亚中和”)和“世宗和”的友好交往,抵制台独势力和一切反华势力。对此赵朴老可说是做得最早、最多、最好的。这一精神,已为新一届“中宗和”及其领导人所继承、发扬和推广。

  第三,开创国际民间文化交流,发展与世界人民间的和平、友好活动。赵朴老运用宗教纽带,开创、发展国际间的民间往来和友好合作活动,由来已久。早在1951年,他代表中国佛教界主动送观音像给日本佛教界,从此,最早主动打开了中日民间友好交往的大门。随即,日本佛教界发起了护送二战时期中国在日殉难烈士骨灰归回祖国的活动,受到了当时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朴老还多次以团长身份出席在日本召开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并留有《记长崎大会上原子弹受伤者》诗,诗云:

  千万孤儿慈母泪,一齐倾向讲台前。

  看教泪化和平海,万众潮音响彻天。

  又:《访广岛》诗——(原注:与原子弹受伤者座谈)

  盲目妇人断臂女,诉说十年无限苦。

  哀哀欲绝绝复言,满座闻之摧心肝。

  可见,朴老是带着十分同情悲悯和愤怒、控诉的激情去参加大会的。其代表我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保卫和平的决心是由衷、深刻而持久一贯的。

  1962年,朴老倡议中日佛教界共同纪念鉴真大师圆寂1200周年。日本佛教界举行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广泛宣传中日友好传统。1980年,他又推动和组织了鉴真大师塑像回祖国(扬州)探亲活动。由此掀起了中日民间友好交流往来的高潮,并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不仅中日之间如此,其他如中韩、中泰、中柬、中尼(泊尔)、中斯(里兰卡)、中印尼等等诸国之间,亦莫不如此。不仅推动国际双边活动,还有多边活动。以中、日、韩之间为例,1993年朴老创造性提出了中、日、韩三国佛教界“黄金纽带”的新构想,不仅得到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赏,尤其得到韩、日两国佛教界的一致认同和积极响应。随即,落实轮流在中、韩、日召开三国佛教界友好交流会议。这些活动,充分发挥了宗教(佛教)在国际交往中具有联系广泛、文化认同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向世界各国及其人民宣传了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真切地展示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贡献。

  与此同时,还与其他西方国家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界积极交往。与海外华侨港、澳、台的佛教界朋友,也多方、多次开展友好交流与联系,为台湾回归、祖国统一作出重要贡献。

  第四,济困扶危的慈善家,救苦救难的大善人。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赵朴老就曾依托上海佛协,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上海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常委兼收容股主任,上海净业儿童教养院副院长,1938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他还参加了职业救亡组织上海蓝衣社并任该社理事长等职。除了日常的扶危济困救济工作外,还曾不止一次地动员和组织青壮年奔赴抗日前线,或把经过培训的中青年,分批送往(皖)南新四军总部,或苏南、苏北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新中国建立后,他曾就任了上海临时联合救济总会总干事,1950年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长期的社会救济工作,不仅使朴老积累了进行开展这方面工作和活动的丰富经验,而且培育了日益深厚宽广的慈悲胸怀。每当国内或邻国、外域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或某种不幸事件,他总是率先动员和号召所属或所在有关组织和成员,大力捐资捐物,救灾救难。直到晚年体弱多病时,还亲自为遭受地震和洪水灾害的地区等筹集资金救灾。他自己更是常常率先垂范,为自然灾害和希望工程等捐出个人大笔资金。他生前还曾立下遗嘱,他的遗体凡可以移作救治伤病者,请医师尽量取用。所以他在国人心目中是一位慈善家、“大善人”、“活菩萨”,而日本佛教界不少人称朴老就是“佛爷”。

  二、作出独特贡献的宗教领袖和中国佛教事业实践家

  赵朴老是我国杰出的宗教领袖,在国内外宗教界均有崇高威望。虽然,他的佛学造诣极深,《佛教常识问答》等著述深受佛教界推崇;而且,由他长期主持的中国佛教协会属下特设有佛教研究所至今,但他不象是一个职业的佛学研究家,而是以宗教社会活动为主要任务的宗教领袖和实践家,特别是佛教方面的社会活动。因此,纵观其一生,主要着力费神处,就主要不在佛教经典义理的研究和阐发方面,而是在中国佛教事业的实践方面;在协助党和政府进行宗教政策、法规的制定、完善、贯彻、落实等方面的工作和活动;在用适当方式做宗教界内外之协调、团结、进步、安定的工作和活动,总之,协助党和政府做一般人“不可替代”的工作。这也许是由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朴老自身的特定情况和条件所双重决定的。以下就朴老在中国佛教事业实践方面之重要贡献作些探讨:

  第一、把中国佛教的三个语系(汉、藏、巴利语)按统一章程组织在中国佛教协会的各地组织之内。

  按行政地区、各寺院、庵堂,由下而上成立佛教协会,把僧、尼、居士统一组织起来,直至全国佛协。从而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个合法的特定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的。(新中国成立前虽也有某种佛教协会之类的组织,但那大多只是在大、中城市和某些地区在或长或短的时限内存在)从此,在政府统一领导下,作为一个统一的爱国社团,对内代表和维护佛教界的合法权益,对外(含国内、国外)作为社会的一个特定方面,用一种声音说话、办事——指涉及佛教的事务和其他有关的社会活动。赵朴老从上世纪50年代初即参与筹备此事,直到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宣告成立,他先后任佛协秘书长、副会长至会长,生前主持中国佛教协会(以下简称“中佛协”)几乎达半个世纪之久。“中佛协”及其理事会定期开会,研究决定佛教系统多种重大事项。如1962年在中国佛学院增设藏语佛学系,以培养藏传佛教高级僧才。另外,发起和推动护送佛牙舍利到云南边疆,供各少数民族信众朝礼。满足了该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徒长期的宿愿,从而密切了上座部佛教与内地佛教间的关系。再有,如在“中佛协”下设中国佛教研究所,建佛教文物图书馆,推动和组织佛教教职人员进行经常性的形势和政策的学习,配合政府的中心工作,求得宗教界人士的进步等等。由于“中佛协”稳健有序地开展工作,也影响和推动了其他爱国宗教团体的工作。如赵朴老在“中佛协四十年”的报告中创造性提出的中国佛教的“文化性特征”和倡导“建设人间佛教”等,就得到中国基督教领导人、现任“中宗和”主席丁光训的认同、赞赏,并积极响应。他在“中宗和”一次会议讲话中,表示要将“宗教是文化”的精神,贯彻到“中宗和”的内外工作和活动中去。同时他还强调说,“赵朴老生前把‘人间佛教’作为发展的目标,并做了许多有建设性的工作,……我想把赵朴老提倡的‘人间佛教’愿望,再扩展一下,在中国五大宗教间加强联合,共同建设‘人间宗教’”。这里,由“人间佛教”到“人间宗教”的扩展,显然是有关宗教各自研究自身发展、建设的大事。这或许是相当长期的一历史过程。但由此显示出,赵朴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中国佛教的教情和我国国情出发的所为、所论,不仅在“中佛协”,而且在整个中国宗教界是有影响、有威望的。在他生前是这样,生后也是这样。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海外和国际间,也是有很大影响和好评的。

  第二,推动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力促恢复开放多所著名寺院。

  由于“文革”的灾难,十年间全国所有宗教场所,特别是著名寺院,一律被迫封闭,或遭打、砸、抢的破坏。“文革”灾难结束后,赵朴老风尘仆仆,走遍全国。先由北到南,再由东向西,既观察“受灾”情况,又谋划佛教界的拨乱反正,大力推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先期恢复开放国内外有影响的著名寺院。如泉州南普陀寺、杭州灵隐寺、上海玉佛寺等三大寺,苏州灵岩山寺等三大寺、南京栖霞寺等等,都是1980年前后经赵朴老直接或间接推动下,才实行开放恢复正常宗教活动的。这既使僧尼重行合法集聚,又切实保护了文物古迹,更满足了佛教信徒就近过宗教生活的迫切需要。从而使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会议文件上。为检查这方面的工作落实情况,1980年3月,著名净土宗道场灵岩山寺刚恢复开放,朴老到后曾由前苏州市政协副主席谢孝思等陪同,步行上苏州西郊的灵岩山。他看后曾兴冲冲吟诗云:(题《游灵岩山,呈谢孝思暨诸同志》)

  欣随谢公屐,重上吴王台。湖山观意态,林木感兴衰。

  梵呗断还续,慈鸟散复来。柳条见春色,画景逐云开。

  再次,着眼长远,推动多办佛学院。在“中佛协”一次常务理事会上,赵朴老对文革后佛教人才断层大有切肤之痛。为此强调说,当务之急,第一是人才,第二是人才,第三还是人才!据此,他除了在北京早建的中国佛学院本身积极谋划恢复招生外,还在全国多所有条件的大寺,推动筹办佛学院或分院。据笔者所知,苏州灵岩山寺,就是朴老办中国佛学院分院的首选之地。他1980年3月上山,就积极推动,提出初步方案。灵岩山寺方丈明学大和尚积极响应,并着手切实筹备,到当年12月,以上海龙华寺住持明旸法师兼任院长,灵岩山寺方丈明学为副院长的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就署名对外,公开向全国寺院招生了。在1990年建院十周年时,公开出版了毕业僧论文集;2000年庆祝20周年时,学院举行了毕业学僧回院大庆,还举行了佛学学术讨论会等活动。20多年来,培养了具有大专学历水平佛教人才数百名。他们分别在海内外城乡各大寺担任要职,成了相应寺院的住持或骨干。在灵岩山寺创办佛学分院后不久,朴老继续东奔西走,在上海、浙江、镇江、南京、四川……等地有条件的寺院,也先后办起了佛学院或分院,保证了佛教事业后继有人。现在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各地区的城乡各大寺,基本已有年富力强的年青一代僧才,接了老一代僧人的班。上海市区三大寺(玉佛、龙华、静安)就是个好典型。这些事实,确证赵朴老有先见之明,能未雨绸缪,使佛光薪火不断。

  第三,倡建“人间佛教”,推动“五大建设”。

  这是佛教适时而进,加强佛教内在建设和发展的长远规划。

  作为一代宗教领袖,朴老一贯识大体,顾大局,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方针、原则和战略上思考如何办好佛教事业。除了上述不失时机地抓恢复开放有影响的著名寺院和积极开办佛学院外,还适时地总结佛协工作,提出建设发展的历史性任务。他在1993年的《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以下简称《佛协四十年》)的报告中,用四句话概括总结新中国佛教事业的历程。这就是“正常发展,曲折反复,严重挫折,恢复振兴”。实际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标示了我国其他四种爱国宗教的基本状况。此处所说“正常发展”,主要指1953-1956年党和政府认真贯彻了宪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专条规定,公民宗教信仰得到确认和保障,全国许多著名寺院得到维修和保护;佛协西藏分会和一些地方佛协相继成立,佛教徒的经教修学、讲经说法、收徒传戒、劳动生产等活动正常进行,与国际佛教界交流互访亦正常开展。而“曲折反复”主要是指1957年起在宗教界也有“反右派,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以及1958年农村的所谓“献庙”(寺院)运动等等;“严重挫折”则指“文革”十年,一切宗教场所被迫封闭或冲砸,一切宗教活动被迫停止;“恢复振兴”则指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直到今天,宗教界亲历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一般说来,在80年代特别是上半期,主要还在做落实政策,为文革中错划为右派或被迫害致死者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等的工作,为被占用的寺院做动员、收回佛教所有和管理修复等的工作。这一系列工作,是复杂艰巨而细致繁琐的。其间,朴老曾亲为广州光孝寺、四川大足圣寿寺、开封大相国寺等,解决归还佛教界管理的“老大难”问题。他走南奔西,下劝上谏,劳碌不停,使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为适应“恢复振兴”阶段佛教事业的需要,朴老在佛协讨论研究的一系列理论、政策性问题中,特别提出和强调了“一个提倡”,“五大建设”,“三个发扬”作为佛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

  “一个提倡”——这是说“提倡人间佛教”。最初朴老是在1983年佛协30周年时召开中佛协四届理事二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的。10年后再次提出“建设人间佛教”,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则,具有师承因缘。这是直接继承了太虚大师的嘱托。原来1947年太虚圆寂前10日,特电召朴老去上海玉佛寺相见,到时,太虚手授《人生佛教》一书,并勉其今后努力护法云云,故朴老《太虚法师挽诗》有云:旬前招我何为者,付我新编意倍醰。遗嘱分明今始悟,先几(机)隐约话头前。二则,什么时机重提和强调这佛教建设的方针、原则性问题,是必须慎之又慎、审时度势而定,决不能盲提和盲动;三则,经过十年在国内初提和佛教界内外的实际情况,僧尼、居士与佛学界均认同并热烈讨论,海外、港台佛教界亦同声力倡。特别是国内提出“初级阶段”要百年以上长期性,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以人为本”、“三个文明”并建之机,看来现在强调“建设人间佛教”,是契理契机的明智之举。故由“提倡人间佛教”到10年后再提“建设人间佛教”作佛教事业发展之计,可得上下左右普遍认同,实乃适时而进之必然!

  再说,使人间佛教得以落实,在佛教界自身,就必须进行“五大建设”。朴老在《佛协四十年》中说“根据当前形势和我国佛教的实际情况,着眼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未来,各级佛协和全国佛教界,必须把注意力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弟子素质上来。加强佛教自身建设就是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而且,“这五个方面,信仰建设是核心,道风建设是根本,人才建设是关键,教制建设是基础,组织建设是保证”。朴老在此说得多好、多深刻呀!我们把它简称为“五大建设”的此项历史任务和目标,虽然至今又过去了十二年,尽管如“人才建设”已取得显著成绩,并当继续重视外,其他四方面之目标、任务,看来,我们佛协各级、佛教界四众更该努力、再努力,庶可慰朴老运筹帷幄的在天之灵!所以说,倡建“人间佛教”这一原则性、方针性的战略思想,必须贯彻落实到“五大建设”中去,才不致流于空洞口号。反过来也一样。以“五大建设”不同方面之成果来提高佛教界素质,并体现“人间佛教”建设之进展。倡建“人间佛教”也好,着力进行“五大建设”也好,根本目的都要归结于使佛教与迅速前进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第四,继承、发扬中国佛教优良传统,创新提出“文化性”特点。

  由于朴老佛学造诣深广,故在“中佛协”成立30周年的1983年,就在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上针对国内外形势需要,适时提出了继承、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交流”等三大优良传统的号召。10年后又重行强调这一思想精神,是切实而十分准确的。按中国佛教寺院庵堂多数设在山野农村,继续发扬“农禅并重”传统精神,实际上是依靠自力更生办好佛教,而不加重政府负担。这一精神,不仅对佛教,即对其他爱国宗教,亦有推动作用。至于学术研究,朴老身体力行,抓紧落实组织。1997年即在“中佛协”建立佛教图书文物馆,设置中国佛教研究所,开展对房山石经的研究和出版;重新恢复金陵刻经处,印刷、流通了大量佛教经笈;创办新的会刊《法音》杂志,在海内外广泛发行;有计划地开展佛教文化研究和中外学术交流,出版佛教文化书刊等等。至于国际交流,作为社会活动内容的重要方面,上文已提及,这里不再重复。值得一提的是,朴老十年后再次强调,既是他深谙佛教史和中国文化史的一种表现,更是新形势下做好中外佛教国际交流、海外交流工作多方面实际需要的切肤之感。

  正是在长期从事佛教内外交流工作广泛实践的基础上,朴老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高度,在传统的中国宗教“五性”(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现在一般只提“长期性、群众性、复杂性”——笔者)论基础上,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佛教“还有显著的文化性”。这是中国佛教又一显著特性和特点。对此,理论界、佛学界不少人似乎没有太多注意。殊不知,人们一般认同中华传统文化,由儒、佛、道三元一体构成,而具体到佛教及其寺院,人们以往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往往简单地仅仅以“迷信”、“偶像崇拜”看之。且问:全国许多名山大川和城市的著名寺院,何以又往往是全国(国务院或省、市)的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总是立碑昭示呢?!难道是政府在保护“迷信”吗,当然不是。对此,人们往往不加思考,而漠然置之,再说,现在旅游业发展了,旅游景点除自然景观外,往往以寺院、道观等为人文景观之核心哩!无此,旅游者往往若有所失。而有了“古刹钟声”“大雄宝殿”等等,人们不自觉地会受到某种或深或浅的文化熏陶。……这些,难道不是普遍的同感共识吗。近期,内外交流中有一种说法,说凡有华人聚居的地方,总有妈祖、关公、观音的神像供着。这里除观音为佛教圣像外,妈祖属于民间信仰的对象(神像),而关公则是道教的神像,也是民间普受欢迎的财神。这些,与其简单地斥之为“迷信”,不如视为炎黄文化之一种通俗表现更切合实际。由此可见,赵朴老在人们熟知的宗教“五性”之外,特在1993年之“中佛协”全国代表会议的《佛协四十年》总结报告中郑重提出“还有显著的文化性”这一特点是不为无因和不无深意的。应该说,这是他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又深研中国佛教义理和史、诗,并结合他长期从事以佛教为纽带的中外友好交流工作,由此实践之切身体悟,而得出的创造性结论。这是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

  总之,从朴老作为有宗教信仰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中国佛教事业的卓越实践家,他的一生,难能可贵地做到了“三圆融”,即“把佛教的教义圆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圆融于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中;圆融于促进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伟大事业中”。他还充分地论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相适应的问题。他也以身作则地实践着这一历史性课题,朴老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三、别具特色的诗人和韵文作家

  作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文化人,朴老可说是别具特色的诗人和全能的韵文作家。想当年,一曲《某公三哭》,一下传遍全球华人世界。笔者虽非专业学中文者,但业余也喜读点文史类论著。作为一般读者的门外之谈,也有如下三点初浅认识。

  一为全能或多面的韵文作家。

  朴老善于和喜欢吟诗填词是人所共知的。但他尤为擅长作曲词,喜韵文,首创汉俳,作押韵长短句等,通俗生动,琅琅上口;依不同内容和要求,喜笑怒骂,皆成韵脚。连同诗、词、曲、俳(汉)均作。称为全能韵文作家不为过。故其一生著作汇编,生前自名《赵朴初韵文集》,书共十卷分上下两册,于2003年4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精装出版。为学者研究赵朴老思想(含佛学思想)提供了相对齐全的第一手依据。如果说,朴老与当代写小说、剧本等一般作家显有不同处,正是多面、全能的韵文作家;再有不同处是他与古今专业诗人,不仅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有异,而且是业余的诗词韵文作家,又是自有风格的毛笔书法家(详后文)。后二者或许更加强了他在国内外文化界的影响和魅力。更有不同者,是他深谙佛经、佛学。因此,他的《韵文集》中有相当部分诗、词、韵文是属于佛教、佛学方面的。就是说,诗意之外,尚富禅意。这是读者赏读时,似宜特别注意的。

  二为作品众多,内容博富。

  在《韵文集》出版之前些时,朴老曾先后有《滴水》、《片石》二文集出版,而《韵文集》既包括了此二集中主要著作,并进一步“广收宽选”,“力求收录、保留尽可能多的篇什,……虽非全集,亦可视作对作者一生文学成就的接近全景的摄取和展示,庶几再现其七十余年文学生涯之漫长轨迹”。据概算,全书50万字,近2000篇韵文。人们熟知,唐代李、杜、白三大诗人中作品最多者为白氏,近三千篇。而朴老作为“业余”作家,生活节奏与1400多年前,当然无可比拟,忙里偷闲,居然也能吟出近二千篇,该是何等难能可贵,何样勤奋精思!就在重病卧床之际,竟有如下吟咏:

  穿衣吃饭赖扶持,闭目温书度日光。

  不断好花来问讯,春风先到病翁床。

  而题目(记)写的却是“心脏病发,医嘱卧床六周,目不能观书,手不能写字,饮食便溺皆赖人扶助,幼时所读书不期然来心上”。于此,可见作者何等乐观、超然!时在1996年3月,而同年1月即入医院,已有《大病几殆,口占》:

  一息尚存日,何敢迨微躬?

  众生恩不尽,世世报无穷。

  这是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佛教观的一种自白。

  至于诗作韵文内容之博富,更是古今少见。举凡党、政、军、民、学、教(宗)、社各界,应有尽有,从涉及人物对象言,则今古中外,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公共汽车售票员等普通老百姓;至于海内外学者、专家、名流贤达,英雄模范与不肖、反动者流等等,无不毕具。总之,朴老生前自1927年至1999年底70余年所经历、交往、际会之人和事,《韵文集》中均有所反映和记载。其社会内容则经济、政治、文化(含宗教)、社会、自然(景物)各方面都有。博富中犹有重点。重点即为有关佛教、佛学方面的人、事、物。而这正是朴老之本职、本色和重要本质所在。正如《韵文集》编者所说,“通览从其毕生所作选编入此集的近两千首作品,既连接为记录作者本人漫长的世途和心路历程的生活画卷,也连接为展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70年中政治风云的历史长卷”。至于《韵文集》中的关系佛教、佛学之重点部分,“对佛学哲理的阐发、对宗教政策的表达,以及对日本、韩国、印度、东南各国的佛教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记述,则是研究当代佛教发展史、交流史的一份珍贵史料”。

  三为看似“业余”,情、性所寄。

  朴老生前作为身居要职的社会活动家和著名宗教领袖,推动建立和负责主持中国佛教协会近50年。因此,其吟诗、作词、谱曲,似乎只能视作“业余”喜好。但何能做到如此博富深广呢?这是值得后辈吾人深加研习和体悟的。初看起来,似可以“情性所寄,精进不懈;审时度势,佛教何往”?这16字来概括之。

  先说情性所寄,精进不懈。

  朴老既任政协和社团要职,又兼多种社会公职。日常事务之繁忙不言而喻。而《韵文集》之公开出版,几可认作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朴老自撰之“年谱”。以人生经历70余年拥有近2000首韵文作品来计算,不仅年年有作,而且平均月月有数篇,以至某月有多首佳作。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和“文革”灾难之后的历史新时期,更是思潮涌动,诗作更为“高产”。忙而不辍,时时为心,一生追求,以致大病卧床还在思吟“一息尚存日,何敢怠微躬”云云。何能如此?何能致此?根深才能叶茂。朴老古文化底蕴深厚,除书香门弟之家学渊源外,青年时期还受业于东吴大学文科。后因病辍学,即师从沪上圆瑛大师深究佛学。如此,儒、佛、道圆融贯通,而独好诗词韵文,也完全是情理中事。他在10年内(1986-1995)先后三次修书与文集编者有云“颇思搜集八九年来诗、词、曲、汉俳及对联编成一集,加上铭、颂之类的文字”。可见,精思勤写后,再谋结集刊印出版,确是心性所在,情志所寄。诚如编集者所说“朴初先生一生与韵文创作结不解缘,深深投入、融入其中,是其心性、情怀之所寄”。如果说,儒家有身通“六艺”之说,则朴老之能诗、词、曲、汉俳、颂、铭以及对联、书法,,竟达八种中国传统文艺形式。这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亦属难能少见。

  再说审时度势,佛教何往?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国宗教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历史大课题。对身为政协及其所属民族、宗教委员会负责人,又是全国佛教协会会长的朴老来说,对这一大课题,自然是优先和经常探究的首要问题。除了通过中国佛协提出有关佛教的方针、原则、任务、目标外,就其有佛教信仰的个人来说,自然也有承传佛教的义务和责任。而且,这也是他做好佛协等工作的一个条件。由于他特殊的社会身份,在他生前,似乎也不宜如一般居士、信徒那样,就佛教经典和义理,研究写作专著,或象出家僧人那样,到寺院集众讲经说法。这一切,似乎对朴老来说都不太合适。人所共知的是1993年,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佛协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的报告中,除适时提出“提倡人间佛教”(按:后改提“建设人间佛教”)这一长期方针、任务外,在强调传统所说的宗教“五性”的同时,朴老又特地提出了“我国佛教典型地……还具有文化性”。其后不久《佛教文化》杂志相应定期出版至今。由此,也许不难理解,以诗、词、曲、(汉)俳等韵文形式,来进行佛教方面的内外交流活动,以至弘传佛教经典、义理等,对朴老而言,或许是最合适和最佳形式。一则是朴老之至爱,二则简约省时(相对而言,对大忙人最可充分利用零星时段),三则中外人士喜闻乐见——中国独有的有世界声誉的多种文艺形式。而这正是朴老谙熟有素的。

  四、自成一体的书法大家

  文字和语言,本是各个民族、国家特有的一种文化标志和载体。中国书法(汉字毛笔书法,下同)更是一特种艺术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它常与旧体诗词结合在一起,称为“诗、书相通”,又常与中国画结合在一起,成为“书画相长”者。中国传统文化名人,往往是诗文相长的大家或书画一体的名家 。古代如苏东坡,其书法称“苏体”,还有苏州的“明四家”等等,均是诗、书,或书画双优者。当代赵朴老亦是诗、书兼长而特优者。其书法以其特殊社会地位和身份而发挥着独特显著的多种社会作用。其同道好友苏渊雷教授、居士曾称朴老为“词仙书圣”,新华社所发《生平》中称其为“书法大师”,确非过誉之词。有行家评说朴老书法为宗源二王(羲之父子),师承初唐书风;行书又摄赵(孟頫)董神韵,更添禅意。是否确切,有待书法界定评。此外,更要说的是朴老书法之多重社会作用。

  首先,它是作为佛教文化一种载体的作用。有人估计,除领袖人物外,当代书法题签最多者一为郭沫若,一为赵朴老。看来,确是这样。或许朴老比郭老更多些哩。国内,不论名山大川、深山老林、边陲内地、天涯海角,凡佛教寺庵所在,几乎都有朴老的秀健墨宝、苍劲笔迹。佛教传入中国已2000多年,早已融入中华传统文化而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因而,对佛教文化优秀传统的摄取、融通,早已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一方面,成了相当一些人日常精神生活的内在需求。如果说,中华民族精神可以概括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四句话中,则朴老一生的立身处世及身后影响,何尝不可说正是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民族精神。因而,每当华人远走、外迁,不仅带去生产、生活方面的物质文化,同时亦常常带去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精神文化。不仅历史上玄奘西行、鉴真东渡等等著名人物如此,古往今来的一般普通人,亦莫不如此。朴老生前对国内佛教场所的大量题签,一方面,显示了在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宗教(佛)信仰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几乎每一幅题签,都伴随着求索者或短或长的一则或一束故事。另一方面,公示了朴老的“书迹”,又在不经意间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有关场所和有关人士的文化品位。因为这里多少不等地传递了佛教的历史信息和相关的人文信息。例如浙江天台山国清寺,赵朴老于1964年4月陪同日本佛教代表团来参拜时,虽只简题《隋代古刹》并“赵朴初书”八个字。这是在应两位绘《天台山国清寺总图》作者之请而题书的,后来该寺住持由此请人放大刻写在寺门对面一大照壁上。一般人见此四个大字,也会顿生历史凝重感,至于历史学家和佛学研究者,见此四个大字而生发的信息量,那就难以计说啦!虽说由案头所写一般大小的楷体字样放大后未免相当程度的气韵失真,格调变异,但字体之传承宗源,还是可见端倪的。笔者手头巧有朴老手书原稿之复印件,视之,其“铁划银钩”“刚柔相兼”之态势,是否即如朴老答书家友人书所云“力扛九鼎饶姿态”那就有待书法行家来细品哩。

  第二,是广结友谊之媒介作用。朴老之隽美书法,早就闻名于社会各界。因此,每当群贤毕至、少壮咸集的场合,向他索、约墨宝者,可说纷至沓来,而朴老似为广结善缘,其书写题签,则既广泛而又有重点。说广泛,在国内则军政、文教等各界均有,尤以佛教界为最多。如1995年8月8日,共青团中央造林站于是易县得一巨石,制为墨砚,上雕百龙、二凤凰与长城,名之曰“长城龙凤砚”索题。朴老即应题《长城腾舞如龙凤,巨石磋磨若友师》。某茶馆索字,他老人家亦欣然而题《来朋不亦乐,苦茗异常佳》。至于佛教方面,或寺院冠名,或大殿匾额,或方丈升座贺词、贺诗,或抱柱楹联,或书刊题名、经典重印等等,到处可见朴老俊秀的字迹。

  第三,超越时空局限之物证作用。朴老之书法真迹,不仅为国人所珍,更为日、朝、韩、印度、新加坡、缅甸、柬博寨、泰国等诸东亚、南亚国家、人士所贵。凡著名佛寺一般均有朴老题辞,甚至在美国也有朴老书迹“美东寺”等。虽然,朴老有生之年所呈书法,毕竟为时空和精力所限还是有限的,但已写出的真迹,即为中外人士所珍藏,将作为文物物证而超越时空永存于世间。此处举一实例,为彰显赵朴老对世界佛教事业的贡献,日本佛教界曾于1982年给赵朴老颁发“庭野和平奖”和“传道功劳奖”;1987年8月应日本天台宗253代座主、93岁高龄的山田惠谛长老邀请,参加日本比睿山开山1200周年庆典并世界宗教会议。会议有世界18国宗教界的代表和长老参加,会议期间还特为“三山”(日本比睿山,中国天台山、五台山)友好举行法会,并为赵朴初汉俳刻碑揭幕举行典礼,以此促进中日世代友好,永志赵朴老的业绩和诗文墨迹。

  第四,导俗趋雅之教化作用。时下人们之物质生活条件宽裕,甚至优裕了。因而余暇的时间亦相对多了。人们在旅游、娱乐体育等活动之外 ,有意识地欣赏中国书法,以至提笔习练书法亦该是陶冶情趣的一桩益事、美事,而习练书法,更有锻炼身心的保健作用。朴老之书法作品多见于国内外旅游景点、寺观庙堂等公众场合。因此,它可以无声地昭示人们,可赏可学。客观上会有导俗趋雅的社会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上海佛教》2005年3期P27

  2、《赵朴初韵文集》

  3、新华社发《赵朴初同志生平》

  4、大百科全书宗教卷有关条目

  5、《说不尽的赵朴初》1991年1月《中华英才》(杂志)

  6、《追忆赵朴初的爱国情怀》2000年5月29日《光明日报》

  7、人民政协报《民族·宗教》专刊有关材料

  8、《充分发挥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的作用》丁光训2004、3、16《人民政协报》C3版

  9、《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简称“中宗和”,下同)十年工作大事记》

  10、《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赵朴初1993、6(内部打印稿)——《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11、苏渊雷《赵朴初老居士》诗

  12、《答谢沈尹默先生惠赠法书》

责任编辑:刘放 liu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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